茅于轼：小额贷款是金融业的一部分

小额信贷在中国发展已经将近20个年头，但犹如一颗发育不良的种子，既无肥沃的土地，也缺少阳光雨露，独自在贫瘠艰难的环境中挣扎，受爱心人士及尤努斯先生所获诺贝尔和平奖之惠泽方逐渐扎根，并初吐绿意。
        

在开始探索微型金融的一系列创新的方法与案例之前，小额贷款的先行者和实践者茅于轼老先生提醒我们，中国对金融业看法的彻底改变是小额贷款事业发展的关键，过去认为不劳动不创造价值的想法忽略了资源配置的重要意义，忘记了金融业的本质。
　　

《21世纪》：回顾小额贷款在中国的发展，最值得总结的经验是什么？ 
　　

茅于轼：小额贷款是金融业的一部分，谈小额贷款的发展就需要谈到金融业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。金融业的作用是什么呢？我们常说，人尽其才、物尽其用， 资源需要配置。金融业起到了钱尽其用的作用。中国的储蓄率很高，钱的利用效率却很低，远没有达到钱尽其用的状态。中国的农民占了总人口的50%，他们需要 得到金融服务，拿工资的城里人不太懂这个。农民在春天播种，在秋天收获。播种的时候是投入，收获的时候有产出。城里人每天上班就是投入，没有资金流动。而 农民所为就像企业，有投入有产出，所以资金流有正也有负，不可能把钱准备得很充分，需要流动资金进行扩大经营。但是我们对农民个人没有任何的金融业服务， 对农村企业有一些服务，但对农民个人没有任何服务，农民生产需要资金的问题很难得到解决。为解决这个问题，尤努斯在30多年前有了做小额贷款的想法。他先 把钱借给别人，然后吸收存款，这就是钱尽其用。 
　　

《21世纪》：小额贷款在中国发展的障碍有哪些？
　　

茅于轼：一是担心利息率高，受到非议。高到什么地步呢？尤努斯的款利息是20%多。世界银行说如果没有通货膨胀，20%是一个保本利息。这遭到很多 人的反对，说借钱给穷人还要收这么高的利息，所以发展小额贷款总是磕磕碰碰。这些人表面上是为穷人说话，实际上是害了穷人。如果利息高能赚钱大家都搞小额 贷款了，为什么没什么人搞？因为赚不到钱，成本高。大银行对大钱感兴趣，对几千元根本不感兴趣。其实银行有分工，比如在美国老百姓就可以开办一家两个开间 的小社区银行，进行小额金融业务服务。在中国还有借贷利率不得超过法定利率4倍的管制，超过4倍算非法借贷，不受法律保护。但是为什么是4倍，4倍以下是 好的，超过4倍就变坏，这依据在哪里？我敢说任何人研究不出这个“4”来，完全是拍脑袋拍出来的。二是按照我们的经验，农村的工作有它的特点，城里人去搞 不明白这些事，农民自己干文化太低，只有城里人和农村结合起来才能成功。三是资金的来源，要能够把农村的储蓄通过社区银行的方式拿来用就好了，但这还不 够。过去农村的储蓄补贴城里，现在城里人的钱应该可以拿到农村去，帮助农民发展生产。
　　

《21世纪》：这些问题解决的出路在哪里？
　　

茅于轼：首先要改变对利息率的错误看法。我一直说，钱尽其用是创造财富的方法。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，只有生产劳动才创造财富，所以不生产就是剥削， 高利贷更是剥削，但我的看法正好相反。我经常举一个1993年发生的例子，有一个人借了500块钱贩菜，除了成本一天可以赚10块，一年可以赚3650 块。这个利润率有多高？百分之七百多。所以他完全付得起20%的利息。因为这些钱其实是劳动所得，不是资本的创造，因为如果雇一个人，这个人的工资就是一 天10元，他自己一分钱也赚不着。所以小额贷款的钱很多不是资本的创造而是劳动的创造，但没有资本劳动就没有用。小额贷款的资金来源是非常重要的问题，我 觉得最优的解决方式是向大银行大笔借款，拿来发放给农民。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银监会的监管，也没有增加社会风险。但现在银监会规定，小额信贷机构向银行的借 款额不能超过注册资金的50%，我说这是完全错误的。按照经济学的看法，应该按照边际损失等于边际收益的方法来计算借款额，这样算出来可以借款的金额应该 远远高于50%。现在一般小额贷款机构的坏账率在2%以内，所以理论上讲借上50倍于注册资本的转贷也是安全的。
　　

《21世纪》：如何看待国际上的经验，有没有哪一种模式比较能够代表未来的方向？
　　

茅于轼：国际上的经验也不是完全都可以照搬的。尤努斯的精神我们赞成，但具体做法不太赞成。我不赞成的有几点，一是借钱后一周开始还钱，这样太不方 便借款人用钱。我们是一次借一次还。第二是每周还款造成会计成本大大增高。此外要求借款户联保、经常开会都增加了成本。在实践中，我们把成本放在了我们这 一方，不需要农户开会。每周还款，经常开会，有利于回收放出去的钱，但不利于借款户。应该同时顾及双方的利益。小额贷款的方式和每个地方的特点紧密相关， 每个地方都不同。我曾经在永济和临县开展过实验，两个地方的经验也不同。虽然同样都在山西，但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、老百姓的想法不同，借了钱干的活也不 同。 
　　所以小额贷款比较个性化，不是千篇一律。小额贷款也有一些普遍规律，比如还款时间，如果用于农业，还款时间一般以年为周期，但个性化经验还是 占多数。普遍适用的是服务的精神，比如不可以接受客户任何的礼品，甚至不许接受客户敬烟。中国的农民很苦，从来没有真正感受过为他们的服务，被呼来喝去没 有地位，我们要建立一种平等的文化。
　　

《21世纪》：要具备哪些条件，中国的小额贷款才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，满足更多农民的需求？
　　

茅于轼：第一，是注册资本的要求，现在大部分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金都要求上亿，我觉得这个门槛太高。永济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是3000 万，成都的小额贷款公司是5000万，我们都觉得付不起，没有这么多钱也可以开展业务。现在的小额贷款公司是用自己的钱在放贷，根本没有任何社会风险，完 全没有必要对注册资本设这么高的限制。第二，是要提高银行给小额贷款公司借款的比例，至少要提高到自有资本的5倍，不一定是一次性获得这么多借款，可以逐 渐提高。第三，长久来看，我建议把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成未来的民间银行，可以从事票据交换等业务，服务面也更大些。中国改革很成功，但金融业的改革很不成 功。给农村做好事，又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，为什么不做呢？其实还是金融垄断的想法作祟，对金融业的看法要彻底改变。
　　

《21世纪》：对于关心小额信贷机构以及可能从事这一行业的人，有什么话要说吗？


茅于轼：这件事情利人利己，而且帮助的是社会上的低收入弱势人群。自己得到好处还帮助了这些人，是件特别值得做的事情。